从情上说，它是人格神。
恰恰相反，此一、同归、一致，必须要在殊途与百虑的前提下来达成。我们讲旁通而上达，这个旁通，虽关涉于横这一维度，却与所谓横摄有不同的意义。
此以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相对，讲的就是忠恕。因此，儒家是从内容而非西方哲学那样在形式上论性，其言性，常从恻隐、辞逊、不忍、亲亲等情态上展显人性之整体内涵，就表现了这一点。不过，牟先生对其所谓的横摄一面抱持贬义，其于儒家心性之说，亦略重在以心著性、以一心朗现性体之逆觉体证，而对朱子心统性情之性、心、情三分的心性论颇有微词。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不仅如此，人行其非是，亦将带给吾人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宇宙以负面甚至反面的价值，而使之失其所是。
在这样一个心性论的论域中，知并非一个脱离了人的存在性的实现而独立的认知原则，而是依止人的存在之实现而转出来的生命之智慧和光照作用。曰成己以成物，以至于道合外内而时措之宜。他又说：盖自修学派所言者，对于己身之伦理也;交利学派所言者，则施于他人之伦理也。
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国内关注公德问题讨论的时期。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第12节：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
从行为上遵守规范的礼，是为仁的重要方面，可谓以礼修身。《伦理教科书》十八课为家族伦理部分之结论，十九课论公私之界说，始为社会伦理部分。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社会伦理：《坤》厚德载物，《需》饮食宴乐，《讼》作事谋始，《同人》类族辨物，《坎》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遁》远小人，不恶而严，《睽》以同而异，《渐》居贤德善俗，《兑》朋友讲习，《未济》辨物居方。但在大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也不能忽视，缺乏私德，就不可能有大德的自觉，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他认为，古代典籍之中，《尧典》所言亲九族属家族伦理，平章百姓属社会伦理，此皆施于他人之伦理也;而《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与《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毅，此对于己身之伦理也。
社会性公德让位于政治性公德，甚为明显。九等人表，不足别其名;九品中正，不能尽其实。中国古代既无公民，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但是也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国家伦理：《屯》之经纶，《师》容民畜众，《履》辨上下，定民志，《大有》遏恶扬善，《蛊》振民育德，《临》教思无穷，保民无疆，《贲》明庶政，无敢折狱，《明夷》莅众，用晦而明，《解》赦过宥罪，《萃》除戎器，《困》致命遂志，《井》劳民劝相，《革》治历明时，《鼎》正位凝命，《丰》折狱致刑，《旅》明慎用刑，《巽》申命行事，《节》制度数，议德行，《中孚》议狱缓死，《既济》思患预防。
他举出张载的《西铭》为证，又举出吴康斋亦曰：‘男儿须挺然生世间。摘 要：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
在二十课论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中，他回顾了中国历代党祸，认为汉、宋、明尚能先公后私，晋、唐则倾轧纷争，遂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国家之急者也。[57]章炳麟:«革命之道德»,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311、312、312页 [58]章炳麟:«革命之道德»,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314-318页 [59]章炳麟:«革命之道德»,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318页 [60]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前言»,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5页. [61]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前言»,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37页. [62]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前言»,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38页 [63]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前言»,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38页 [64]徐特立:«论国民公德·前言»,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50页 [65]徐特立:«论国民公德·爱人民»,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43页 [66]徐特立:«论国民公德·爱人民»,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43页 [67]徐特立:«论国民公德·爱人民»,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44页 [68]徐特立:«论国民公德�爱人民»,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第445页. [69]但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并在2018年两会上又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私德即是个人道德. [70]关于社会公德概念的辨析已有学者作了研究,如程立涛:«社会公德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来源：《文史哲》2020年第1期 转自：儒家网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德 私德 。
那么，可否说私德亦有古代近代之分?公德亦有古代近代之分?应看到，即使近代有近代之私德，其与古代私德亦颇有连续性，而近代之公德则与古代大异。从近代以来的使用来看，我们今天应该在概念上作出明确区分：狭义的公德专指公共道德，广义的公德则包括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而其他政治价值如自由、民主都不属于道德，不属于公德。当然，礼不仅是个人视听言动的道德规范，也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规范。故私德之说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有用。[68] 这是解释新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土地关系、劳资关系，要保证使农民获得土地，工人有工作，公教人员有事做，私人企业有利可图，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范围即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排挤之。
《纲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具体规范和德目的表述上，与1996年的决议一致，表示这方面思考已经成熟稳定[70]。是己身为世界之身，非家族所克私有之身也，又举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此身，放在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
梁启超关于公德和私德的观点，也受到边沁的启发。应该指出，梁启超在写作《论公德》时期，虽然着重推崇公德，但对私德并没有加以否定而是肯定了私德的意义，这是他后来可以在同一部书中写作论私德一节的基础。
现代汉语中的公德概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民道德，一是公共道德。但此说不严谨，盖周文王时不可能有国民公德，彼既封建，何来国民?但中国古代已有社会之超个人的公德，此是不争的事实。
此则中国伦理之一大失也[26]。当然，这个文件继续肯定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但不是作为公民的公德，而是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个表述直到2018年2月都没有变化，在1988、1993、1999、2004的宪法修正案中都没有对1982年宪法的这一条作出过任何改变。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中国文化看重一私人对他私人之事，不看重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是由中国文化重私德、轻公德的偏重所造成的。就中国社会的情形而言，五爱虽然作为国民公德被规定，但其实际影响直接关联着青少年教育，由于面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公共道德未见倡导，而用爱社会主义取代爱护公共财物，明显表现出政治性公德压倒社会性公德的倾向，更不要说，公德压倒私德，是1950年徐特立文章发表以后一直不变的导向。
故不仅梁启超受此影响，而关联到中国问题，马君武亦然。重视老同志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又以社会、国家之伦理，皆由家族伦理而推。但徐特立的文章并未真正回答共同纲领为何只决定全体国民的公德，而没有决定个人的私德?他只说毛泽东不重视个人的私德。
而所谓大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绝不可忽视：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他认为：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倒是近代西方学者边沁、密尔等对私人伦理、个人道德作了界定。严格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
[45]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公正还是一个公正的人在公正的选择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为原则[46]，说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公正同时也是行为的原则，而不是排斥行为的。过于注重身的人难免对群有忽视。
夫岂必时时有警察以守护乎?而人民既有公德，则自爱公共之乐利，守公共之禁戒而不敢犯。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
但他也承认，中国古代伦理亦有不以家族为范围者，如《公羊传》不以家事辞王事，汉贾谊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样，爱人民的公德不是公民个人的道德，而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的价值，与今天的核心价值一样，而不是个人作为公民的道德了。